《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开元年间编制的《唐六典》中说：“书有四部，故分为四库。”遂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四库全书》依照经史子集四分法分类，基本上囊括了清朝乾隆年代以前的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四库全书》的由来
在征书过程中，朝廷和官府采取的不少措施，特别是对私人藏书家献书的奖励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当时在江南一带，民间藏书颇为流行，著名的私人藏书楼有浙江的天一阁、知不足斋、开万楼，江苏的丛书楼等，所藏图书之中有不少世间珍品。对私人献书的奖励措施有奖书、题咏、记名等。“奖书”即凡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一百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以留名后世。于是藏书名家纷纷将家中所藏的珍本善本进献，仅天一阁、知不足斋等上述四家藏书楼就总共上呈图书两千七百九十八种，占全国征集总量的八分之一强。为此，乾隆皇帝每家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套。另外，献书百种以上的藏书家还有周厚墙等六人，每人赏赐内府初印本《佩文韵府》一套，“以为好古之劝。”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的《四库全书》征书工作，历时达七年之久，征集到的图书总数为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
说到《四库全书》，就不能不提到它的总纂官纪昀。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直隶河间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博学多才，贯通儒籍，旁通百家。早年入翰林院，由乡试主考官、同考官到侍读、侍读学士，为当朝文学重臣之一。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成立，乾隆帝任命纪昀为总纂官。《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十年有余，历任馆职者共三百六十人，抄写人员更是多达三千八百二十六人。而纪昀统领全局、贯穿始终，全书体例皆纪昀一手所定，为四库全书》打上自己无形却又是深深的烙印。除一部《阅微草堂笔记》之外，纪晓岚并无其他什么作品。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说是他纵览古今书籍，认为天下之书尽矣，所以不再著述。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又抄了三部，分贮于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即所谓“南三阁”。北四阁的馆舍建设与征书、设馆是同步进行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传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天一阁考察宝书楼形制，并绘图送呈”，令“仿其形制”建阁。一座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的著名私人藏书楼就这样成为了皇家藏书楼的建筑蓝本。
《四库全书》七阁的名字均以文字开头、阁字为尾，中间一字除文宗阁的宗字的偏旁无“水”之外，其余都有“水”。这与天一阁的天一生水”同样有以水克火的“厌胜”之意。而按照乾隆本人的解释，“文”字则更含“水”之深义，他以文喻水，将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乾隆在《文源阁记》中写道：“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於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记述上段文字的《文源阁记》残碑现存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院内，与蔡元培撰文、钱玄同书写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记》碑并列而立。
《四库全书》的各自命运
《四库全书》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据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时统计，《四库全书》共著录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总字数达八亿。四库图书以颜色区分，并与四季相对应：经部为绿为春，史部为红为夏，子部为白为秋，集部为黑为冬。乾隆皇帝曾因此作诗：“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如乾四德岁四时，各以方色标同异。”
《四库全书》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对保存中国古代文献、对当时及后来的中国学术与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四库全书》自诞生后的近二百年时间里却命途多蹇，沦落到“居无定所”甚至“灰飞烟灭”的地步。下面，就将七阁《四库全书》的各自命运分别加以叙述：
文渊阁，位于北京紫禁城内的文华殿后，建成于乾隆四十一年。阁高三重。阁内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计一百零三架六千一百四十四函及《古今图书集成》十二架。文渊阁地处宫禁，他人绝少涉足。清灭亡之后的十几年间，故宫之中包括文渊阁在内的大片区域仍属于清朝皇室，所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秘藏如故。1924年，冯玉祥发动兵变，控制北京，令溥仪废去帝号，即日迁出紫禁城，并设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故宫，成立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设古物、图书两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属图书馆，全书共三千四百五十九种，三万六千零七十八册。1933年日寇侵略热河，北平地区形势十分危急。故宫博物院恐馆藏文物遭受损失，决定将故宫重要文物南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因此装箱运至上海，存储在天主堂街的中央银行内。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包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在内的故宫文物又辗转运到陪都重庆。抗战胜利之后又运抵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又被运到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曾藏于文津阁内的《四库全书》现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
文津阁，坐落于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乾隆四十九年（1784）建成。与文渊阁本相同，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深藏宫禁，他人难得一见。1914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内务部运至北京，藏于古物保存所，后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保存。1931年移至北海西岸御马圈就地建成的北平图书馆新馆，新馆门前街道本无名称，因馆内藏有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而以文津街命名。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现在国家图书馆内专藏室珍藏，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计经、史、子、集四部，共一百零三架，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三百册。200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国家图书馆合作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影印本出版，而原版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将在国家图书馆永久性封存。
文溯阁，位于辽宁沈阳故宫内。民国时期，文溯阁《四库全书》也辗转流徙，几经危殆。1900年，沙俄出兵东北，文溯阁曾沦为俄军马厩和营房。1914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京，存于故宫保和殿。1922年，清室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人，议定价格为一百二十万元。消息传出，国人群起反对，遂作罢。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拟办图书馆，呈请北京国民政府当局而获准返回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落入日本人手中，以所谓“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往黑龙江，直到1954年才又返回沈阳。1966年“文革”开始，中苏关系高度紧张，中央政府以备战为由下令（文厅图字24号公函）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从沈阳调出，运至甘肃省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寺院内。1970年转至兰州市附近的榆中县战备书库。2000年，甘肃省政府投资六千万元在兰州市北山九州台仿照沈阳文溯阁建藏书楼，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做永久性珍藏。2005年7月，新藏书楼建成开馆。
文源阁，建于圆明园内。园中的“水木明瑟”之北稍西即为文源阁。文源阁上下各六楹，阁西为“柳浪闻莺”。“文源阁”的匾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额皆为乾隆皇帝御书。阁前为玲珑峰，上面刻有乾隆御制《文源阁诗》。阁东亭内有石碣，刻御制汉满文对照的《文源阁记》。上述石刻勒记成为文源阁的仅存标志。上文已经提到，《文源阁记》石碣现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院里。文源阁本《四库全书》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抄毕送藏后，历时仅七十余年，即毁于英法联军之手。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大肆抢掠之后，放火焚烧了这座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文源阁本《四库全书》也随圆明园一同化为灰烬。
文宗阁，位于江苏镇江金山寺，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原藏《四库全书》经部九百四十七函，五千四百零二册；史部一千六百二十五函，九千四百六十三册；子部一千五百八十三函，九千零八十四册；集部二千零四十二函，一万二千三百九十八册以及目录一百三十五册。鸦片战争期间，英兵侵犯镇江时，文宗阁就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犯前夕，当地士绅曾呈请两淮盐运使刘良驹筹款将《四库全书》移避深山，刘良驹不应。等太平军点燃的大火烧到文宗阁下时，阁门还被牢牢锁住，竟不能夺出一册，结果被全部烧掉。
文汇阁，一名御书楼，原在江苏扬州天宁寺西园。天宁寺西园又称御花园，正殿为大观堂，文汇阁即在大观堂旁。阁中藏有文汇阁本《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帝钦赐“文汇阁”“东壁流辉”匾额。文汇阁是一座三层楼建筑，一楼当中藏《古今图书集成》，两侧藏《四库全书》的经部书籍，二楼藏史部书籍，三楼藏子部、集部书籍。文汇阁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毁于咸丰四年（1854），与文宗阁一样是被太平军烧掉的。
文澜阁
文澜阁，位于浙江杭州，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第一次攻入杭州，文澜阁并未遭劫。第二年太平军再次进入杭州，已经倾圮的文澜阁无人顾及，其中的《四库全书》大量散失。光绪六年（1880），浙江巡抚谭钟麟等人倡议修复文澜阁，新阁在旧阁原址上重建，光绪帝特颁文澜阁匾额。但散佚之书得到收回的仅为八千三百八十九册。光绪八年（1882），丁氏兄弟设抄书局于杭州东城讲舍，开始补抄。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基本恢复了旧观。而后的民国期间继续有钱恂、张宗祥等人补抄、重校，直到1925年才最终补竣，总册数已达三万六千二百七十八册。1937年抗战爆发，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又开始了漫长的漂泊岁月。据浙大竺可桢校长日记中的零散记载，1937年8月，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撤离杭州，先是到达建德，后到浙西南的龙泉，又转赴湖南长沙，再南下到贵阳。贵阳条件很差，书籍多有霉变，最后转赴陪都重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在颠沛流离九年之后才又返回杭州。但这并没有完，“文革”期间的1970年，遵照当时浙江省革委会指示，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往龙泉战备书库，直至1976年12月方运回杭州孤山馆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