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中“赵”姓第一“钱”姓第二，这是有原因的。因《百家姓》成文于宋代，宋是赵家天下，“赵”姓第一理所当然。而“钱”姓则是因为当时吴越王钱俶的“纳土归宋”，完成一次“天鹅绒”式的和平统一，从名分上把“钱”排在第二也没什么可说。不过“钱”姓并不辜负这一排列，现当代史上，钱氏家族取得了“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的骄人成就。

“一诺奖”是钱永健，美籍化学家，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吴越王钱镠第34世孙。其余的还有外交家钱其琛，“三钱”（钱学森、钱三强以及刚刚去世的钱伟长），国学大师钱玄同、钱穆、钱钟书等等。

第一代吴越王钱镠虽盐贩出身，行状却超乎常人，据传他在给妃子的信中，竟写出“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样有情调的文字。他有妻室6房，生33子。儿子长成后分驻江浙各地，钱氏家族很快发展壮大。据1924年编撰的《钱氏家乘》记载，在国内钱氏宗脉有100多支。国学大师钱穆，属无锡钱氏家族湖头支。

十年任教 十年自学

钱穆（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无锡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无锡七房桥在无锡市东。宋代时期，钱镠六世孙钱进自浙江湖州迁至江苏无锡，从太湖南岸来到太湖东岸。其后裔在无锡泰伯陵附近落地生根，建起七宅大院，开七道墙门，每个宅子都是七进院落，这片房子的所在地便被称作七房桥。泰伯是周文王的伯父，传说他退让王位之争来到吴地，成为吴国的开国君主。

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曾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力进取，但对几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出仕。钱穆7岁入私塾读书，12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遵先夫遗志”，没有让孩子辍学，“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钱穆兄弟五人，大哥钱声一即钱伟长之父。

早在元末明初，钱氏家族即在乡里兴建“怀海义庄”，这是一个家族慈善机构。它以“救灾周急，恤孤矜寡，排难解纷，兴学育才”为宗旨，作用就是确保族中家道中落的子弟也能读书。钱穆就是在“怀海义庄”的接济下继续学业的。他先上的是无锡荡口镇果育学堂，这是一所开风气之先的新式学校，教师中既有旧学宿儒，又有思想激进的革命党人。1907年，钱穆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后因在学潮中被推举为学生代表，钱穆被迫退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公推的五位学生代表，除钱穆，还有刘半农、瞿秋白、张寿昆（《国故》月刊的创办人），皆非等闲之辈。

钱穆的国文和历史成绩是同学中最好的。他退学后，常州中学校长在惋惜之余，推荐钱穆到了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钱穆去南京后不久便爆发了武昌起义，学校停办，他便回到家乡，到离家七八里的秦家水渠私立小学教蒙学。后又陆续在荡口镇鸿模私立学校、梅村镇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等小学任教。他十年任教，十年自学，为自己的学问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的国学是一门独特学问，它似乎永远静止地等着人去研习。中国的科举制度同样独特，除了性别，它无论在年龄、身份、地位、财产、地域等方面都是难得的平等。因此，人尽可以穷居乡野，只要有书读，就会有前程。钱穆中学没有毕业就同到“小学”，但他还是幸运的，他有书读。

荡口镇鸿模私立学校就是当年钱穆就读的果育学堂，最早是晚清举人华鸿模创办的华氏义学。1913年华鸿模之孙华绎之接管学校，将校名改为华氏私立鸿模高等小学校。华鸿模藏书巨万，华绎之斥资在校园内建鸿模藏书楼，将家中私藏悉数移置以供师生阅览。但藏书楼并不轻开，恰巧钱穆与华绎之是常州中学同学，华绎之单给了钱穆一把藏书楼钥匙，钱穆可以随意进楼读书，这让他在学问上受益匪浅。

无锡县各乡市图书馆之第一所

1919年，钱穆到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等小学担任校长。泰伯虽名曰“市”，不过为“乡”。钱穆锐意进取，在原来旧学国文之外增设理化音体等新学课程，不久即取得“后宅四乡十三所小学之最”的好成绩。这让扇董（乡长）邹茂如对钱穆佩服有加。当时泰伯乡里赌博、迷信盛行，邹茂如整治无计，问诸钱穆，答复是“其惟导之使读书乎”。于是邹茂如便委托钱穆设计筹建图书馆。钱穆到上海、苏州等地采购图书一万余册，其中不乏珍籍名著。特别是一套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编于康熙、刊于雍正，这一版本全国仅64套，而其一竟落户于泰伯市图书馆。无怪钱穆曾自夸，泰伯市图书馆乃“无锡县各乡市图书馆之第一所”。

1922年元旦，泰伯市图书馆落成，馆长即由钱穆兼任。

泰伯市图书馆紧靠第一初等小学，为一座占地约一百平方米的两层小木楼。图书馆的落成让邹茂如兴奋异常，特将儿子原定于阴历年底成亲的日子提前到了阳历元旦，与开馆典礼同时举行。并称“凡参加图书馆开幕之来宾，亦即我之亲友”。据回忆：“图书馆落成庆典那天，街东首沈家桥河浜内，快船火轮停泊满满，人头挤挤，观者蜂拥。无锡名流荣德生、钱孙卿、侯葆三，荡口华绎之等纷纷前来祝贺。当天下午，学者侯葆三作开馆典礼和新式结婚的演讲，晚上华绎之请人放映露天电影。老人说起此番情景都是绘声绘色，啧啧称许。开馆后，出入馆内的阅览者络绎不绝，商店职员及在乡子弟，皆借书阅读，半文言半白话的《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和《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尤受欢迎。”

图书馆开放以后，钱穆既理校务又管馆务，自言“心力交瘁，积年读书工夫亦多放弃”。其实这只是他的一时情绪之语。事实上，他“蛰居穷乡，却未尝敢一日废学。晨读古人陈编，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授课之暇则读报章杂志”。他不光读书，在鸿模藏书楼期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在泰伯市图书馆期间，还不断有文章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青年论坛》上发表。这段经历是钱穆终生不忘的。晚年在台北时，他曾托其高足邓尔麟前往泰伯市图书馆旧址探访，摄影数十张，以慰思恋之情。

1922年，钱穆赴厦门集美学校任教，这是他任教中学之始。

1923年，任教于无锡第三师范学校，开始《先秦诸子系年》专著写作。

1927—1930年，转任教于苏州中学，《先秦诸子系年》大约在此间完成，部分篇章在南京《史学杂志》发表。

1930年，钱穆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顾颉刚慧眼识才，认定钱穆“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力荐钱穆到北平燕京大学任教。

1931年，又是顾颉刚的推荐，让钱穆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这样，一个中学未能毕业的中学教师，竟一步跨入大学讲堂。

初到燕京大学时，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直言：“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人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召开校务会议专门讨论，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一湖，虽众人竞相提名，皆不适，最终还是依钱穆提议，径以“未名湖”名之。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受到学生欢迎，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环境而在一年后辞职。

钱穆在北大讲通史，每一堂课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钱穆说自己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与胡适都以演讲方式授课，学生以“北胡南钱”并称这两位北大最出名的教授。

钱穆在北平八年，购书竟达五万册。

钱穆，从小学教师成为大学教授；从中学没毕业的学生成为顶级的国学大师；从小图书馆馆长成为香港新亚学院院长；他育成一侄一女，以式微之小家，最大限度续写了大家族的传奇神话。

1990年，钱穆逝于台北，终年96岁。1992年归葬于苏州吴县太湖之滨的俞家渡石皮山。钱穆一生著述54部，计1700多万字，家人从中选出14种作为随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