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容忍与自由》里谈到读书，其中有一点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这话虽很在理，但表达得似乎不清爽，尤其是对中小学生或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社会公众而言。

提高全民素质，必须推广全民阅读，眼下对这一理念社会各界人士已达成共识。可是，有学识的人不用你督促、倡议，他已养成了读书的习惯。需要你倡议、督促的是学识不足或很差的普通人，那么向他们进行阅读推广，就要“辨症施治”“对症下药”。

首先，推广语就应该简洁浅显易懂，比如上边胡适的话，受众面似乎窄了些，普通人读了虽然每个字都认识，可是所表达的意思却让人云里雾里，甚至曲解。如此，胡适的这句话倘用来作为推广语，应该略作修正或修饰——“为能读懂内容深奥的书而读入门级的书，读了入门级的书便可以读更多深奥的书”。

读书是为了去疑解惑明理，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并不是每本书都是读得懂的，那么先读什么后读什么就得讲究了。

时下，国学热已有些时日了，经典诵读是很受推崇的一个环节，可是参加的人却有相当数量一知半解、懵懂无觉。为什么呢？ 一个很浅显的道理竟被忽略了，那就是入门阅读没有跟上，仿佛100以内的加减乘除法没学，竟跳到解方程式了。

人们记住了古代塾师教学的方法：念背打。于是依法炮制，并把“打”理解且实施得很到位，就是罚，罚站、面壁、抄写。照猫画虎、生搬硬套虽然像模像样，但忽略了诵读经典的入门读物的铺垫。

古代塾师尚能先易后难地安排读书顺序，比如先是《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 然后才是《大学》《中庸》《论语》之类，而今无论是国学还是某类讲堂，一开课便《老子》《庄子》《左传》之类， 受众面又都是普通人，一堂课下来没有如饮甘露，也没有如醍醐灌顶，反而被搅得一脑袋浆糊。因此，读书必须注重入门级的阅读。

如果留意一下学者老先生们单独开给后生们的书单，不难发现书目排列顺序是先打基础后攻学术高地的。书是前人知识探索的总结和成果，也是各学科发展或社会经验的标杆，我们读它就省去了从头研究和揣摩的弯路，或者说站在前人知识积累的肩膀上进一步攀登。

然而前人的知识是横向、纵向知识的汇合， 拿过来读并不一定读得懂，那么就需要“旁征博引”一下，比如读《论语》《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总是疑问重重，笨办法是多读几遍，结果仍有许多典故模糊不清。

这时，是不是该补一下简单易懂的历史知识？我觉得浏览一下历史知识类书籍十分必要，比如春秋战国的演义， 对普通人来说先读《东周列国志》，更快捷而益于“扫盲”。

虽然讲推广全民阅读，但并不是每本书都适合普通大众阅读，有相当一部分书针对的是具备一定文化修养的人。这类书让普通大众读，他们恐怕连两页都读不下来便厌烦地丢开了，而这类书的确应该让普通大众读一读。

那么，好书怎么能让普通大众读下去呢？有人做了简易读本，也有人做了白话读本，可是收效并不理想，普通大众的阅读障碍并没有完全消除。因此，我们就应该考虑“读入门级的书”。

有不少图书馆开出了推荐书目，除了借阅率高或大众化的书，里程碑式的文史哲类书目并不多，即使推出也少人问津。比如陈寅恪的《柳如是传》，即便是大学生耐着性子读，也会索然无味的，那么就得开出参考书目或给出读前链接。

无论从哪方面讲，国人的确都应该读书、多读书、多读好书，可是在阅读推广时也应该重视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荐读，毕竟阅读推广的服务对象是普通大众，理应考虑历史遗留下来的阅读障碍。

分阶段、分层级，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地规划阅读推广行为，应该是科学、理性、接地气的。阅读推广的最终目的是全民阅读、提高全民综合素质，人为营造哄动效应的“政绩”，其实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全民阅读是需要时间检验的，其规律是费时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乃至几代人。

当然，并不是每一次阅读推广或举办讲座都要降低门槛，一些高端的阅读推广活动也非常必要，“阳春白雪” 不能因照顾“下里巴人”而销声匿迹。只是，“下里巴人”的数量问题更重要，我们不得不重视“读入门级的书”。这仿佛建金字塔，没有下半部分的稳固，上半部分便不可能风光无限。基础之所以为基础，面积广大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