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距今已四百五十多年，绝无争议的是中国现存年代最为久远的私人藏书楼，亦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它的建造者范钦，当时官拜兵部右侍郎。
范钦（1505—1585）字尧卿，号东明。嘉靖十一年二十七岁时中进士并出任湖北随州知州，而后历任工部员外郎、江西袁州知府、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南赣巡抚、兵部右侍郎等官职，宦途遍布南方各省。
虽说官职多变，但范钦嗜书之好不变。每到一处，他就刻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对无法购置的书还要雇人抄录，经史百家，兼收并蓄。他为官在外多年，把在各地搜集到的书籍都运回宁波故宅，藏于以他自己字号命名的“东明草堂”。
将藏书楼定名为“天一阁”
范钦生性耿直，不畏权贵，为官清正。后因严嵩父子专权，范钦眼见朝政废弛，便辞官回家，专心于学问与藏书。
当时宁波有一位书法家丰坊，出身江南望族，家有祖传的万卷楼，藏海内珍本甚多。范钦与他相邻而居，他们一起研究版本，搜求古籍。范钦常向丰坊借抄万卷楼所藏以充实自己的东明草堂。丰坊晚年患病，藏书多被不肖门生拿走，又遇一场火灾。生活的变故迫使他将住所碧浊园卖与范钦，万卷楼的残余藏书也由此归于范钦名下。范钦还与大名士、江苏太仓的王世贞相约互相抄录对方藏书，这样就更加提升了东明草堂藏书的数量和质量。随着藏书数量的增加，东明草堂已逐渐容纳不下，范钦决定建一座专门的藏书楼。大约在明嘉靖四十年（1561）前后，范钦“于其宅东月湖深处，构楼六间以为藏书之所”。万卷楼的失火给了范钦强烈的警示，所以新藏书楼把防火功能的设计作为第一要务。楼用砖筑成，与住宅建筑不相毗连。楼前开凿水池，与月湖相通，蓄水备用。藏书楼的名字同样体现对火的防范与镇制。汉代学者郑燮所注《易经》一书中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句，范钦遂取“天一生水”之意将藏书楼定名为“天一阁”。藏书楼共分两层，楼上是一个统间，不置隔墙，合“天一”之数；楼下分为六间，合“地六”之数。楼前的水池，亦取名为“天一池”。
建成后的天一阁藏书七万多卷，多数系宋、明的木刻本和手抄本，不少是稀有珍本和孤本。范钦为了保护藏书，制定了许多严格的阁禁。例如，烟酒火烛不许上楼，藏书由范氏族中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等等。对违反阁禁者的惩罚是一至三年甚至永远不得参加祭祖的大典。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种“不得与祭”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
接下来就到了遗产分配那众所周知的戏剧性一幕了。大儿子范大冲承接了天一阁，承接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承接了守护天一阁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这是真正的历史使命，历时长达四百年以上。
“读书”与“藏书”之间的抉择
现实生活中，有些手段可以转化成为目的，藏书也是。书本来是用来看的，但在很多藏书家那里，“藏”成为了终极目的。其实在范钦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倒是不时邀集当地的名士到天一阁饮酒谈诗，有他《上元诸彦集天一阁即事》一诗为证。但后来的几百年间，天一阁的书几乎就是只藏不看。据记载，直到清康熙十二年，才有黄宗羲破例登阁。而后有幸登阁的学者也不过李邺嗣、万斯同、徐乾学、全祖望、袁枚、钱大昕、阮元、冯登府、薛福成、缪荃孙等十余人。郑振铎先生在《录鬼簿》一书题跋中提到，1931年，他和赵万里、马隅卿从北京南下访书，专程到宁波，“日奔走谋一登天一阁，而终格于范氏族规，不得遂所愿，盖范氏尝相约，非曝书日即子孙亦不得登阁也。”
那么黄宗羲等都是何等人物？
黄宗羲，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于经史百家、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多有研究。他倡言民主，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被后人称作“中国思想启蒙之父”。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在宁波主持“证人书院”时，因其名望所在，遂得以第一个破例登阁读书。2003年温家宝总理曾在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这一提法让黄宗羲的知名度得到异常飙升。
李邺嗣，黄宗羲弟子。藏身以著述为业。其诗功力颇深，卓然成家。
万斯同，黄宗羲弟子。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年间以布衣参史局，明史稿五百卷皆其手定。
徐乾学，清代学者。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奉旨编纂《大清一统志》《清会典》及《明史》。
全祖望，清代学者。曾续修黄宗羲《宋元学案》，并校订《水经注》。所著《鲒埼亭集》，采辑大量明清之际人物碑传，极富史料价值。
袁枚，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世称随园先生。著作有《随园诗话》《子不语》等。其作《祭妹文》，论者将其与韩愈《祭十二郎文》并提。
钱大昕，清代学者。曾主讲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于音韵训诂尤多创见。
阮元，清代学者，体仁阁大学士。所著《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研究我国历代天文学家、数学家生平和古文字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冯登府，清代学者，石经专家。一生著述颇丰。
薛福成，清末学者，政治及外交专家。有《出使四国日记》等多种著作存世。
缪荃孙，清末民初知名学者。曾创办江南图书馆及京师图书馆，被学界称为“中国图书馆之父”。
看来，得以登阁读书的都是些学界泰斗。天一阁的守护者们以近乎偏执的慎重艰难地在“读书”与“藏书”之间做着抉择。而可能正是这种慎重、这种抉择，让天一阁和它的藏书留存至今。
天一阁的荣誉与劫难
天一阁历史上的最大功绩当属它对《四库全书》的独特贡献。贡献主要有二：一、应诏献书六百三十八种，为各私人藏书家之冠；二、成为《四库全书》藏书楼的建筑楷模，“北四南三”七阁均按乾隆敕命测绘的天一阁蓝图建造，甚至包括书橱的款式。乾隆为嘉奖范氏进呈之功，特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共一万卷。后又赐《平定回部得胜图》《金川得胜图》各一套，由此天一阁享誉天下。想不到荣誉的背后却是一场劫难：当时虽有“抄竣发还”的上谕，但天一阁所呈图书很多都被承办者所吞匿，范氏家族之心痛不难想见。
1840年之后，天一阁开始遭受更多磨难。先是英军袭扰宁波，入阁掠《大清一统志》及地理书籍数十种而去；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军进驻宁波的前后，当地窃贼乘乱捣毁天一阁后墙，窃运大批藏书，论斤卖给制纸作坊；1914年，惯偷薛某，受书商指使，偷书一千余种……到1949年时，种种天灾人祸使得天一阁的藏书只剩下了一万三千多卷，仅是原来的五分之一而已。这一万三千多卷古籍之中，宋元版本已为数甚少，绝大多数为明代刻本和抄本，其中以各地方志和明朝科举题名录最为珍贵。这些古籍，依然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如明代正德年间吴氏撰辑的大型类书《三才广志》手抄本，据说从未刻印过，至今也没有发现第二部手抄本，被誉为“稀世之珍”。
1949年以后，天一阁的管理部门经多方访求，收回了不少散失在各地的天一阁原藏书。宁波许多著名藏书家和他们的后人，都把自己珍藏的书籍捐赠给天一阁保存。其中有冯孟颛的“伏跗室”藏书，朱赞卿的“别宥斋”藏书，孙翔熊的“蜗寄庐”藏书，张秀言的“樵离”藏书以及杨容林的“清防阁”藏书等等。由此，天一阁藏书已逾三十万卷，其中善本书为八万卷。为国内所少见的有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全国各地方志二百七十四种，明朝乡试、会试登科录四百十一册。这些都是研究古代尤其是明朝历史、胜地、人物、风俗以及各地气象、水文、地质、矿产等的宝贵资料。
现在的天一阁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宁波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最近有消息说，美国罗得岛大学将“拷贝”天一阁，建在该大学的孔子学院之内。罗得岛州设计学院建筑系主任彼特德吉利说过这样的话：“天一阁是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