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强馆长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实践培训会（第二期）”暨“2017长三角高校图书馆联盟论坛”的报告主题是“图书馆资源建设的转型――以北大图书馆为例”。报告首先分析了当前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形势，朱强认为，图书馆已经进入全面数字化转型时期，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也应从纸质资源为主转向以数字资源为主；图书馆的业务，要从过去以印刷品为主要对象，到现在兼有印刷品和数字资源，到未来以数据为主要对象的方向发展。对于数字资源建设现状与问题，朱强认为，目前图书馆的资源建设，比较普遍的现象是经费投入增加，电子资源利用持续走高，电子教参、多媒体资源利用创新高，但图书馆也存在对转型关注不够，观念转变滞后，条件准备不足等问题。面对当前资源建设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朱强列举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在转型方面的一系列举措，介绍了学科化采访方案的具体实施策略，为图书馆提供了如何应对转型方面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探索路径。以下是全文：
从图书馆的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出版商在完成纸书向电子书的转换后，正在从书刊的形式出版转向知识的融合出版，纸电融合、读者互动、内容聚合将可能是今后电子书的三个新的趋势；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影响着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各行各业；高等教育国际化开放式发展，“双一流”建设、“双创”人才培养，对高校图书馆的资源、服务、馆员、管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重新定位了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和任务，明确教育和信息服务是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建立健全全校的文献信息服务体系，是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
随着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图书馆已进入全面数字化转型时期，资源建设从纸质资源为主转向以数字资源为主；服务内容从过去提供文献借阅服务为主转向提供数字内容为主；用户行为和需求的变化促使图书馆的作用和业务方式随之变化，从过去以满足读者对于文献的需求，到现在满足读者对于内容的需求，到未来满足用户对于特定信息的需求；从过去以印刷品为主要对象，依靠馆员手工操作，到现在兼有印刷品和数字资源，需要利用电脑辅助手工，而未来则是以数据为主要对象，需要智能化的操作。
当前图书馆的资源建设面临着资金投入增幅不够，对转型期的各种问题及相关对策关注不足，观念转变滞后，软硬件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条件准备不充分等问题。同时从当前图书馆发展形势来看，近年图书馆纸质资源经费的投入呈平缓状态，电子文献购置经费上涨明显，与之相应的，图书借阅量、入馆人次逐年下降，而电子资源利用率持续走高，电子教参、多媒体资源利用创新高。
基于此，北大图书馆早几年就开始考虑实现资源建设的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从纸质资源为主向电子资源为主的转变。
随着数字资源建设的发展，产生一系列问题和新的变化。
首先在数字资源建设内容上，从过去的买书订报刊转变为现在对包括电子期刊、学位论文、专题全文库、电子书在内的很多数字资源的租用，从过去对文献资源做数字化采集转变为现在对包括开放期刊、开放图书、网络资源、特色数据库、机构知识库以及科研数据在内的数据整合。
其次就学习资源来看，主要是从过去以书（教科书和工具书）为主转变为现在的包括开放数据、虚拟实验、网络课程、教学演示、微型世界、教学模拟、认知工具等在内的各种新形态的学习资源。
第三，在采购方式上，既有购买，又有租用的方式，订购模式包括big deal、Title by title、Pay per view等，订购的决策发展到PDA，由用户来决策，还有DDN，以及基于数据EBA。
第四，在资源建设的方针政策上，纸本时代的馆藏建设方针基于“拥有”，馆员做主导，数字时代的资源发展政策基于“获取”，用户为主导。
第五，在资源建设的经费预算上，科目和用途也发生了变化，购买还是会持续但是租用会越来越 多，开放获取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免费使用，很多情况下是需要付一定的费用。此外，自建资源交换、馆际互借、文献传递、书刊装订、修补等都可以被列入资源建设经费的范畴。另外，在经费的分配上，各高校纸电比例不一，国内高校数字资源投入比例最多的接近80%，少的约20%，多数是40-60%之间，北大馆是50%。
第六，数字资源评估，即对数字资源的质量分析和效用分析越来越成为资源建设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七，在资源的长期保存方面，不管是购买、租用还是自建资源，长期保存都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应该是一个体系而非单个馆的解决方案。
从2015年开始，北大图书馆做了比较大的机构调整，把全馆所有资源建设都集中到资源建设中心，开展“学科化采访”。
根据图书馆文献资源发展政策，结合学科的发展情况，规划学科资源建设方向，制定学科资源建设方案。同时跟踪学科国内外各类型文献资源的出版发行情况，通过对学科资源进行累积性的研究、评估和比较，提出切实可行的学科资源建设方案。
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全面了解学科课程设置情况，提供完备的教学参考文献。及时掌握相关院系的信息，包括新学科专业的设置、科研情况、发展动态、研究生培养信息等，保障科研文献需求。
开展学科不同载体、不同语种文献资源的一体化建设，按学科负责电子资源采购的全流程；逐步实施总、分馆学科资源的协调采购；拓宽读者参与学科资源建设的渠道与途径，有条件试行用户驱动的采购，推进学科资源建设专家团队深度参与，或与学科采访馆员一起主导资源采选。
系统地收集院系师生对于学科资源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数据挖掘与调研等多种手段，摸清学科资源的收藏情况和利用情况，开展学科文献保障率评估。
与学习支持中心、研究支持中心、信息化与数据中心、古籍部、特藏部充分协作，加强总、分馆之间的联系，以学科采访为基础，逐步深化资源建设，最终建成全校文献信息资源体系。
学科资源建设由学科采访馆员、分馆馆员和院系学科资源建设专家团队三方共同完成。学科采访馆员是学科资源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对口学科各类型载体和语种的资源建设的统筹工作，完成主要采选任务，保障学科资源建设的质量；分馆馆员作为学科资源建设的纽带和桥梁，加强与对口院系的联系与协作；院系学科资源建设专家团队不仅仅是学科资源内建设的密切合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情况下将是学科资源建设的主导者，与学科采访馆员一起完成学科资源的建设工作。
Q：非常感谢朱馆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报告，让我受益匪浅，我想向朱馆长讨教关于出版电子化的问题。刚刚朱馆长在报告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国外的出版商已经开始“以知识为单元”来出版，而国内的出版界认为，今后的出版不需要馆配的平台，不需要再依靠图书馆，而是把电子书直接卖给终端的用户。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朱馆长在这个问题上您觉得未来的趋势会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图书馆界应该去做些什么来应对这种变化。
朱强：我是这样考虑这个问题的：一方面，还是要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工作，出版社如果想一切都包揽的话，我估计会非常困难。因为很难想象出版社如何去面对全球那么多用户，肯定还是要有专业的营销、服务人员。因为并不是用户都那么information literacy，或者是digital（data）literacy，很多用户还是需要图书馆员的帮助才能够更好的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这是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出版社很难把图书馆排挤掉。
第二，实际上图书馆在开展服务的过程当中是靠图书馆员。我有一个观点是认为图书馆员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们现在对图书馆资源的概念也要扩大。当然文献、信息、知识本身是资源，而且是图书馆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目前空间也日益成为很重要的资源。刚才金晓明秘书长说马上要开会讨论空间再造的问题，之所以要讨论这样的话题，就是因为认识到空间的重要性，今后要把它发展起来。但是图书馆的馆员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甚至是最重要的资源。我们的馆员除了敬业精神、职业素养，还有专业知识和智慧，通过馆员的工作，可以为我们的服务增值，帮助用户和读者更好、更快的创造更大的价值。我想我们不能忽视馆员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权力的问题。我们知道阅读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但事实上存在着不平等和差距。要想让所有人都能公平的获取信息和知识，如果光靠出版社自身推广他们的东西，当然如果可以做到全部免费放到网上让大家去看也未尝不可，但是我认为出版社做不到这一点，否则他们的利润来源于哪里呢。所以很多用户还是需要图书馆来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服务，甚至是在免费基础上更深层次的服务。
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的话，图书馆应该不会被取代。
Q：（何青芳）：我想请问朱馆长，如果教育部本科评估对纸质文献没有要求，而且如果将来我们的图书都是以电子化出版，那么我们的纸本图书是否还有必要保存？如果需要保存，那么哪一些必须要购买和保存？
朱强：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哪些书要保留哪些书要剔除这需要我们的馆员和老师结合自身的情况去讨论。我们北大图书馆在具体做的过程当中，总的方针是逐渐减少纸质资源的投入，逐渐加大数字资源的投入。举例来讲，在期刊上，过去最多的时候我们订了三千多种原版期刊，在当时可以说是全国高校当中最多的，费用也很高。但是，数字期刊越来越多以后，我们发现绝大部分期刊都被覆盖了，因此我们每年订购时都去和院系讨论，问他们这些学科已经数字化的期刊是否可以停掉纸本刊的购买，有的教授同意就停掉了，但是有的教授不同意希望保留，那我们就来年再去问。经过若干年，我们从三千多种降到了一千八百多种，省出来的钱来应对数据库的涨价。
总的来看，一个是从教育部的评估中心来看，他们已经接受要把数字资源纳入到评估当中。但是具体怎么认定，去年经过与他们沟通达成一致，一种电子书可以算1册，所以如果有200万种电子书（必须要有完整的目录），算作就有200万册，如果有电子期刊，也是1种刊一年算1册，就相当于纸本刊一年订下来装订成合订本算1册一样。但是也为了防止有些学校就不买纸本而全部买电子的（因为每年还是有大量的纸本书刊在出版，我们也还需要买，有些馆一年的进书量达到30万册，这个量是相当大的），就提出来电子资源再多也只能占到40%，所以如果馆藏1000万的话，电子资源占到400万，另外的600万还是纸质资源。当然这是目前的状况，我相信今后随着数字资源以及数字出版的进一步发展，到时候出现一个转折，出版社出版书刊都是数字优先，如需要纸本的再按需印刷，可能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怎么样来计算，比例需要再重新调整。
Q：（林皓明）：我跟着何馆长（同济大学图书馆何青芳）刚才的这个问题，从我本人的工作经验来看，我想从上海交大资源建设的一些情况聊一聊。上海交大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从原来的三七开，或者说从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70%买纸质文献，30%买电子资源，到现在倒过来了，甚至于现在已经到了将近80%是电子资源。那么也随之带来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很困惑，就是我们都说科学化管理，我们的服务也都要基于用户和读者的需求和驱动，如果在宏观上控制，四六开也好，二八开也好，怎么能够掌握好一个度？因为现在我们的纸质文献一时（至少在目前阶段）还不能完全放掉，包括外文期刊的采购，现在很多数据库已经是大比例的重复或者覆盖，但还是要买一些纸质文献，甚至我们交大的陈进馆长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为了要提升整个交大图书馆的服务形象，使得它（上海交大图书馆）在国际上有更高的认可度，在国际化馆藏平台上与国外的同类型图书馆相比较的话，可能反而还要加大纸质文献特别是外文纸质文献的采购。所以我的问题是，在“纸电”转化的过程当中，在经费比例分配过程当中，从国际上来讲，把握什么样的度更合适些，针对我们国内又是什么样的度更合适些，理由是什么？
刚才和金晓明秘书长也聊到，过去买一本书，如果买错了或者零借阅率也就是一本书的问题，可是现在买一个数据库，如果像刚才朱馆长所说是Big deal的话，那如果我深层次的去分析这个库的利用情况的话，很可能里面的零点击率的情况我们也许真的弄不清楚。目前很多校长来自于行业以外的专业背景，他们很可能更关心投入产出，他们降低或削减图书馆经费的理由，也许是出自于这个简单单方面的考虑，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据理力争。
朱强：首先如果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标准或者可以参考的依据。因为每一个学校每一家图书馆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确实需要各馆根据各个学校人才培养的需要，结合上游的出版状况，来决定资源建设的方针。经费投入的比例，很难有统一的标准，这正是需要我们馆员做工作的领域。
我访问过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大学图书馆，它的馆长是从美国最著名的原子能实验室过来的，具有理工科背景，他们馆投入数字资源的资金在90%左右，我去参观的时候看到他们馆的书很少，基本都放在书库里，确实读者很少用到。刚才提到的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同时兼他们的皇家图书馆，对于数字资源的经费投入比例提升到了90%。我相信他们不是随随便便的决策，肯定是有讨论和论证的。可以看到一种趋势，以理工科为主的学校，投入的数字资源的经费比例要高于文科见长或综合性的学校，因为他们的读者需求还是在那里的，不能人为的一下子把比例提高到70%，否则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源需求就无法满足了。从出版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edical）这些基本上都是数字化的，但是涉及Social Sciences、Humanities纸本资源还很多。因此出版状况和需求状况，决定了我们的经费比例，确实还是需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状况作出决策。
Q：（蔡迎春）：我们都知道程焕文馆长曾经说过一句话，不怕馆长不专业，就怕馆长没文化，他对“没文化”的理解就是没有“纸本情节”的馆长就是没有文化的馆长，可见纸本资源无论是将来还是现在都是很重要的，起码一些专家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也想请朱馆长说说自己的看法。
朱强：我刚才还忘了回应林馆长提到的关于陈进馆长加大购买外文资源一事。其实浙大也有此做法，他们最近几年投入了很大的经费到国外去整体收购书店。比如他们前年到旧金山去收购当地的一家艺术书店，用几十万美元把它整体买回来。现在纸本书籍的实体书店在北美整体处于没落的阶段，我三月在多伦多大学开会的时候，多伦多大学的馆长向我推荐说，一个与他们图书馆有长期合作的书店老板因为年龄大了，不能再经营了，想把书店现有的书全部出售，这些书全是关于北美文学的，问我有没有兴趣要。我回来以后就推荐给程焕文，因为程焕文告诉我他争取到了很大的一笔经费，准备到全球去收购，程焕文后来很快派人到多伦多当地去实际操作这件事。我觉得首先他有钱，其次他是一个纸张崇拜者，进入图书馆的任何一张纸都要珍惜，第三他买回来以后最终都会上网，大家可以共享，这样不是也很好嘛。同样陈进馆长如果手上有钱，又符合学校的学科发展，去收购一些书也未尝不可。我们也收购纸本的书。我们在2012-2013年收购了大仓的书，花了一点几个亿。只要是特别重要的，对我们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有用的，该买还得买。但是总体上这个趋势是在那里的，未来的出版、知识的发布是以数字的形式发布的，因此我们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当然得朝着这个趋势走，这当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插曲。比如那一年我们纸质资源投入上亿元，而数字资源投入只有一两千万，显然就不成比例了。
因此我们主要还是看趋势。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国外的、国内的机会，比如我们老的学者专家搞了一辈子的专业研究，现在退下来了，而子女又没有继承的意愿，觉得这些书占地方，他们很愿意捐赠给图书馆。这对图书馆来说是很好的，因为这些书是这些学者根据自己多年学识和经验的积累，靠馆员还不一定积累的这么好，这种情况我们照单全收，即便空间紧张我们也会先把它收下来，将来再做安排。这块我认为是可以关注的。
另外还有特色资源，比如程焕文比较关注的地契或者木鱼书，上图的家谱，我们的拓片等，还有各个地方的比如地方志等地方资源，在只有纸质资源的情况下，我们也得关注，也得想办法采购。这并不矛盾，不是说我们强调数字资源，纸质资源就不要管了，或者我们光强调纸质资源，数字资源就不买了，显然也不是。程焕文虽然说他是“纸本情节”，其实他买的数字资源也很多。
Q：我注意到您提到的采购方式有Big deal、Title by title、Pay per view。我们经常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其实也体现了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数据库商和用户之间的博弈我觉得好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大的事件，是不是从宏观，或者从政策的制定上能有所考虑，能有更灵活的支付方式，就像普林斯顿大学就是使用的title by title这样的，或者有没有鼓励各自学校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或阅读习惯尝试或推动一种更有效率的，更能体现数据库使用价值的方式？
朱强：我们不希望大家跟风，现在有一些高校图书馆，看到别人买了Elsevier，所以我也要买，包括一些校长说某某学校都买了SCI，那么我们也要买，但是想方设法弄到钱买回来之后实际发挥的作用不大，我觉得这是不太负责任的。负责任的做法是要深入的去做工作，做好用户需求的调研，做好关于数据库的调研，做好关于买回来以后的使用上的调研和评估。其实馆员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的馆员现在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浅层次的工作，不去做深入的研究，不去做详细的分析，这就导致我们的工作实际效果不大。可能花了很多钱，但是单次使用的成本过高，最终发挥的作用不大，所以我非常赞成我们应当做更多更细的工作，使我们的工作更有说服力，更有价值。
Q：我来自高职院校图书馆，负责我们馆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好多数字资源都在往微信上推送，也有学生在使用数据库上的一些反馈。前段时间我看到苏大等一些大学都在改版，把微信公众号改为“微信图书馆”，我现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想请朱馆长谈谈对于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看法，它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朱强：现在几乎所有图书馆都很重视社交媒体对于图书馆服务的推广。我认为这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就可能要想办法把所有的服务都能够放到手机上去，利用微信是做法之一。如果能够做到像微信那样，离开微信的话，几乎工作、学习都会发生问题，那么这个就做好了。当然在做的过程中，并不是很简单的把原有的工作和服务都搬上去就行，可能还是要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比如发展的过程中到底哪些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或者最需要的，我们可以先把这些在微信上实现，然后再逐步的扩展，如果一下子弄多了，以后反而读者会不太好选择。再有是还需要研究一下移动和泛在服务的特点，结合我们用户的需求来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新的服务，不是简单的把过去已有的服务直接搬上去，而是要有真正满足用户需求的服务，所以这个真的很难说应当怎么弄，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查和研究。
Q：我想延续刚才的话题，聊一下我遇到的关于微信的问题。首先说下背景，我们学校17位老师，去年在超星的帮助下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现在有一个专职人员来负责。但我现在有点后悔，因为学校里面的微信公众号很多，比如像宣传部、工会等很多部门都有，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是学生、企事业单位对于公众微信号的推广太过于泛滥，我们搞了一个学期，这个学期才把这个公众号真正做好。目前关注人数是三千多学生，但是每发一篇文章的浏览量大约只有一百多人，除非是有非常重要的通知发布，但这毕竟很少。前段时间有位老师推荐我关注了六七家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我发现这些公众号中，只有两三个阅读量是比较高的，其余的都只有一百人。因此我的疑惑是，微信公众号现在好像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我们还有没有必要跟风？此外就是我们究竟以图书馆单独做一个微信公众号，还是图书馆与学校其他部门联合集中起来共同做一个公众号？想请朱馆长谈谈自己的看法。
朱强：这个问题应该说很难统一而论。比如我一直在北大工作，可能我对北大情况更熟悉，而北大本身也比较特殊，因此在对你的学校和图书馆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很难下结论应当如何做。因此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如果觉得投入很多，但是却得不偿失，也可以考虑和其他的机构合作来共同做一个，图书馆只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未尝不可。但是我觉得有三千多个关注已经不错了。
Q：谢谢朱馆长非常详实的报告，我比较关注学科化采访，对刚才朱馆长讲到北大是采用学科采访馆员和学科服务馆员这种模式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馆将来也想让学科馆员主导资源建设，目前正在逐步的开展这方面的尝试。我想了解的是学科采访馆员和学科服务馆员他们进行资源建设的时候是否有平台可以共享信息？这两个团队之间是怎么进行合作的？是否是学科采访馆员对口一个学科，而学科服务馆员可以对口几个学科？还有就是预算是不是按照学科来分的呢？谢谢！
朱强：关于学科采访馆员和学科服务馆员的分工，我们现在实行“机构+跨机构的团队”这种组织形式，每一个跨机构的团队都有一个业务机构去牵头，也可以说叫挂靠，学科服务团队挂靠在研究支持中心，学科采访团队挂靠在资源建设中心，专职的学科服务馆员以研究支持中心的馆员为主，专职的学科采访馆员是资源建设中心的馆员，但是有兼职，可以是图书馆其他部门的馆员，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兼职学科采访馆员或者学科服务馆员。分馆的馆员也可以兼学科采访馆员和学科服务馆员。当然从领导层要有一些设计，要基本覆盖本校的学科。学科交叉的情况一般不会，实际上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员，实际工作中是希望这些馆员错开才能够互补。
由于这项工作刚刚开展，现在还没有可以拿得出来的经验说怎样做是比较好的，反而是有些问题。因为我们学校学科很多，事实上很难对每一个学科都有学科采访馆员或者学科服务馆员，并且有些学科要靠兼职、院系、分馆的馆员来担任，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学科的工作都做的很好。这项工作也和馆员本人有密切关系，有的馆员业务能力很强，和学者、教师、研究人员沟通的能力很强，工作开展的就很有效果。但另外一个馆员可能内向不太爱交际，尽管他在某些方面还是不错的，但是工作开展的效果就不突出。
再有，我认为可能很难针对每一个学科都配一个学科馆员，也可能搞成学科组，比如我们学校现在有七个大的学部，是不是可以考虑按学部去组织七个采访组，以一个组的形式来面对一群学科，这样有可能要求会更高，但是却可以采取合作的方式，这些都在探索当中。
我们不是按照学科去分配预算的，预算调整的幅度和灵活性很小，因为大部分东西都是既定的，比如数据库购买是连续的，又会不断的有新的数据库被学院提出来要求购买，因此图书馆没有对于学科的预算，我们有的只是根据院系的需求，比如有的学院连续几年一直要求购买某数据库，可是我们的经费不够，只能一直推后，但是在每年做预算的时候会把这个考虑进去，经费增加则买，否则也只能等。我们自己的调整余地很小，每年能够把上一年已买的还能够继续买就已经不错了。
Q：朱馆长，您好，我来自《图书馆杂志》，负责资源采访方面文章的审核。您是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又是《大学图书馆学报》的主编，希望您能给我们基层的馆员在资源建设的写作上有哪些方向可以挖掘给些建议。因为在我们的工作中，作为编辑很难看到比较高质量的稿件，和作者联系的时候，作者也很苦恼，他们不知道在资源采访这方面稿件应该往哪些方向上去挖掘，想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谢谢！
朱强：刚才讲到了数字资源建设越来越重要，发展当中也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我想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去探讨。
我审稿的时候只把握一条，就是作者有没有从他的实际工作中提炼出来的独到的观点，如果讲来讲去都是别人已经讲过的，基本就不会录用了。如果作者讲的某一点别人没有提过，我们认为不错，就会想办法帮他把文章的其他方面再完善一些，但是一定要突出他的这一观点。这是我看稿子最关键的一点。
当然在我看稿子之前已经把过数次关了，比如专家评审、匿名评审等，等他们都审完了认为可以录用了，我再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轻松一些。你也可以考虑请一些同行专家来帮你一起做。
Q：朱馆长您好，我来自浙江大学海洋学院，在舟山校区，负责资源采访。我关注的是您在报告里指出未来会面向数据，也指出你们的学科资源建设已经关注到学科数据，在考虑怎样采集学科研究产生的数据。目前你们在做资源评估的时候，哪些新的数据纳入评估，哪些是现在可以着手考虑收集的。
朱强：关于数据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比较广义的，实际上未来的文献、信息都是数据（数字）。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资源都是以数据（这一存储形式）存在的；狭义的是说科研过程中以及科研结束后所留下来的这些数据，比如观测数据、调研数据、科研测试或实验数据。这些数据直接和科研课题相关。课题组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产生大量数据，通常放在一个地方，让大家共享。而课题结束以后，数据就放在一边了，甚至有些就扔掉了。而实际上每一个数据的获得都是有科研人员的劳动和资金的投入，都是有价值的。包括我们北大馆在内的国内外很多图书馆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我们北大馆是研究性大学，每年有大量的科研课题进行中，大量的数据产生。因此我们哈佛大学的一个数据管理平台做了一些汉化和适应性的开发，建立了自己的数据管理平台。和校内的一些数据比较大的科研机构合作。比如北大的社会调查中心，他们积累了十多年的社会调查数据，令他们苦恼的是这些数据没有专业的人来帮他们管理。他们有专业的数据调研人员、数据分析人员，但是缺乏数据的管理人员。所以我们签了合作协议，把数据交给图书馆来管理，将来图书馆来帮助他们提供服务，但是服务的政策由他们来指定。面向哪些人开放，如何开放。其他的课题组也知道了，也觉得很好，愿意把数据交给我们。目前我们已经收集了一百多个数据集。因为我们北大的课题组有校外的专家，这些校外的专家索性把他另外的课题数据也放到我们这里来。我想这个发展过程和哈佛大学的发展过程类似。数据放进来以后，访问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一方面我们是通过平台来帮助他们保存和管理他们的数据。在访问的政策上，不同的课题组指定不同的政策。有的课题组会免费向全球开放共享，有的只想同行专家之间开放，有的只想校内开放，都会有不同的访问方式，这些实际上就变成了图书馆的任务，我们的馆员就要针对这些分别解决，提供相应的服务。这块也是刚刚起步，到底怎么样做才好，大家可以一起探索。
Q：我来自Elsevier，有两个问题：我现在负责电子书，在和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图书馆老师的大部分精力和经费都在期刊上，图书这块不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您提到技术的发展对图书馆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google scholar，百度文库，我们在查找资源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去网络上搜索。但是我想图书馆应该能提供更专业的信息，不知道您对图书馆以后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朱强：先来说说具体的问题——电子书，我们和纸本书一样看待，在读者有需求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买。如果需求不那么迫切则稍微缓一缓，因为最迫切的需求还是全文电子期刊。尽管El每年都在涨价，我们还是不得不买，但是一旦买了就占据了经费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买电子书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在过去若干年，一直是根据经费和用户需求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电子书是否购买。到目前为止，Elsevier的电子书我们买的还是很少，但是像Springer、Wiley，我们买了不少。
第二个是关于图书馆的未来，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特别是作为为全体公民提供信息和知识服务的机构，基本上是不可取代的。除非知识产权（版权法、专利法等）都失效了，什么东西都全免费了，可以无限制的随意获取。百度文库也是收费的，而且它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别人那不太正规的弄来的，google scholar是和很多图书馆有合作的，我们买了某一个数据库以后，从google scholar里面搜索到这篇文章才能下载全文，如果没买这个数据库也是不能下载全文的。因此我们图书馆一旦不买，读者就无法下载，应该让读者知道这一点。我觉得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还要继续发挥作用，我们的馆员任重道远！
Q：对于数字资源的评估，有没有现成可依的文件？如果有的话我们能从什么机构或平台获取？
朱强：作为教育部的评估，按照道理，如果要发布也应该是有教育部评估中心去发布，现在既然没有发布应该是有他们不发布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