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骆驼”的杰作

论及中国近代出版史，“亚东图书馆”不算陌生，虽然打的牌子是“图书馆”，却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书局（即出版社）。其老板是安徽人汪孟邹（其兄汪希颜是陈独秀的好友）、汪原放这一对叔侄。汪氏叔侄后来都有日记遗存，为保存“亚东图书馆”的史实提供了方便，《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就是以此为基础写就的。由此可知，当年由汪希颜发起而带动了其亲属以及家乡好友汪孟邹与陈独秀、胡适（以及陈、胡好友章士钊）、陶行知等，创立芜湖科学图书社（它也是安徽反清团体“岳王会”诞生地）、《安徽俗话报》，最后是“亚东图书馆”，其存世达40年之久。

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创业伊始就是家族式的书店模式，那也几乎是徽州人的传统，父子（如绩溪人程健行、程敷铎父子）以及兄弟、连襟一齐上场，他们多系安徽（特别是绩溪）人，尤其是汪氏、胡氏、章氏、程氏、周氏这五大姓的人家（汪原放《亚东图书馆同仁名录》共载有46人，程庸祺《亚东图书馆历史追踪》一书即由此梳理而成），如汪孟邹的外甥章洛声、侄子汪原放、侄女汪协和等，这也是“亚东”的基本团队和人脉（其职工最多时有50人左右，由于是这种特别的组合，其凝聚力及效率不同凡响）。在“亚东”的旗帜下，贡献才华或鼎力相助的，还有宗白华、汪静之、章衣萍等一批文化精锐及青年才俊。

历史上人们称安徽人有“徽骆驼”的精神，那源于对其难能可贵的艰苦创业精神的称道，以及对其坚守诚信的商业道德的赞美。《辞海》中对“徽骆驼”的释义是“徽州不产骆驼，此乃喻徽州人正义奋斗、宁死不屈之性格”，胡适则在给同乡会的题词中多次用“努力做徽骆驼”来激励绩溪乃至安徽同乡。原来，地处相对封闭区域的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其境内的新安江直通杭州，山货土产品极为丰富，加之徽州山多田少，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外出经商者常常数年不归，不辞山高路远，此之谓“徽骆驼”。经商如是，经营文化亦是如此，其中如汪孟邹、陈独秀、高语罕等均系安徽人，陈独秀曾说：“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这“大施主”的说法也是“徽骆驼”精神的彰显，即基于一种理念和乡亲的“诚信”。从1903年相识至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谢世，汪孟邹都是陈独秀的“大施主”，创办杂志、出版著述、生活日用，汪皆是陈的有力支持者。

就在他们合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1912年，陈独秀又出任辛亥革命后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陈独秀以敏锐眼光前瞻到辛亥革命行将失败，而一场思想革命的风暴在酝酿，于是他劝汪孟邹到上海去搞出版事业，为将来的思想和文化革命培植基地。汪孟邹遂赴上海，在当时中国出版中心地带“四马路”（后来叫“福州路”，近代中国第一个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就诞生在这里）开办了一家“亚东图书馆”。

说“亚东”，就要说“‘亚东’三翁”的汪孟邹（又称“孟翁”）、陈独秀（字仲甫，称“仲翁”）、章士钊（字行严，称“行翁”）以及陈独秀、胡适、章士钊。上述几位，陈独秀曾创办《安徽俗话报》、《新青年》，胡适则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标杆，章士钊则以《甲寅》杂志名动一时。他们的这些文字和著述多由“亚东”出版，换言之，“亚东”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思想和思潮史、中国现代学术演进相联系的。

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

“亚东”与陈独秀

说“亚东”，还要特别说说陈独秀。“亚东”名垂青史，何以后来湮没不闻？可以说“亚东”的兴衰都与陈独秀有关。当年陈独秀不仅一手促成“亚东”的诞生，还起草了《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为了使之尽早打开局面和市场，陈独秀还编写了《英文教科书》《字义类例》等交其出版和发行，他主编的《青年杂志》（即《新青年》）也交其出版和承担销售，《新青年》后来随陈独秀北上而改在北京编辑，却仍在上海印刷和销售。陈独秀还经常向汪孟邹推荐经营由北大出版部出版的图书，并把自己创办的《每周评论》以及《新潮》等交由其销售。后来汪原放回忆说：“‘亚东’出版认真，不肯苟且，一半由于个性使然，一半也是许多朋友，如章行严、陈仲甫、胡适之诸先生督促之力。”这里说的“个性”就是“徽骆驼”的精神，而“朋友”，汪孟邹在上海创办“亚东”、在芜湖创办“科学图书社”，都得到过陈独秀、胡适这些朋友和老乡的有力支持，同时这种友情也是双向的，“亚东”的前身“科学图书社”曾刊行过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版》，“亚东”还出版过章士钊从事反对袁世凯的《甲寅》杂志，出版过胡适中国白话新诗的第一本开山之作《尝试集》，至于“五四”时期各位新锐的《文存》——《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孟和文存》《吴虞文录》等，也都是由“亚东”出版的。

此外，“亚东”的成名，或者说是有了品牌效应，后来是靠新标点旧小说。当时“亚东”不惜重金请知名学者写序、考证版本，并用最新的装帧设计，出版了“四大古典名著”以及《儒林外史》《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三侠五义》。

如上所述，“亚东”得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相助，而三人又私交极深，他们合力为“亚东”帮助，推荐、供稿，使之相继出版了“亚东”品牌的许多书籍，如《尝试集》《三叶集》《白话书信》《孙文学说》《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以及由胡适、陈独秀作序和汪原放点校的新式标点和分段的《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十几种古典小说，还先后出版了《建设》《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甲寅》等十数种名牌期刊，此外又重新排印北大的《新潮》第一卷，代销《每周评论》《向导》及北大的一些出版物，立足上海、影响全国。“亚东”还以出书严谨、版式美观、多有畅销书名世，至1934年，它出版的书刊在各地竟有180多处代售处。

陈独秀、胡适、章士钊中，“亚东”与陈独秀最有渊源，并且由此与中国共产党也大有关系，如上述若干种文集（文存、文录）之中，当年拟收入的还有瞿秋白的一种，惜未能出版。

“亚东”开张之后，也是“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返回上海，就住在“亚东”。他在此曾多次会见过北京“学联”代表罗家伦、张国焘等，后来恽代英在武汉创办“利群书社”、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等，陈独秀为之向“亚东”做了300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中共成立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陈独秀嘱咐汪孟邹在“亚东”筹措最好的纸张供《向导》印刷之用，而《向导》印毕，由“亚东”承担其发行业务。至于“亚东”的另一合伙人汪原放，于1925年由陈乔年、郭伯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

此外，如上述陈独秀所说“亚东”是陈家的“大施主”，当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在上海勤工俭学，其所用开支和读书费用都是按月在“亚东”《独秀文存》版税中拨付。

大革命失败之际，上海陷于恐怖时期，许多共产党人身陷囹圄，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被关押，期间陈延年曾给汪孟邹写信，请他想法营救，汪火速找到胡适，胡适受任，可惜找错了人，结果陈延年身份暴露而就义。1928年，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牺牲后，陈独秀长女陈筱秀来上海奔丧，后死于上海医院，其丧事也是委托汪孟邹妥为办理的。

陈独秀痛失两子，又因坚持己见，终成为“反对派”而离开政治舞台，迨至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其一生从事政治活动，历尽艰辛，出生入死，五次锒铛入狱，然而倔强的陈独秀在监狱里做起了学术研究，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当然这首先是他的信念，在物质方面，陈独秀入狱后“亚东”不仅每月资助陈独秀夫人高君曼30元直至其去世，还在陈独秀受审时出版了《陈案书状汇录》，为历史存档，汪孟邹介绍名医为之看病，提供所需药物，还托人带去《马克思传》《达尔文传》等书籍供其在狱中消遣。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但生活陷入困境，又是汪孟邹出手相助。当时“亚东”自身也陷于困境，不仅出版环境大不如从前，资金周转也更加困难，但“亚东”仍接受了陈独秀的《实庵自传》（未完稿），供给陈独秀稿酬维持生活。当时汪孟邹念及陈独秀刚刚出狱，身体不好，还写信给美国的胡适：“希望兄能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等等。在陈独秀暮年，孤独、挫败、病体缠身，面对汪孟邹等少数好友的帮助，他不由发出“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的慨叹。

思潮下的“图书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曾有一个“出版热”，其中即有“亚东”的身影。探讨这一“出版热”，就要考察当时中国的历史和时代背景，甚至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背景。当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严峻挑战之际（经济危机等），新兴的社会主义潮流迎头赶上，中国正是政权更迭（南京政府取代北洋政权）、社会转型、大革命硝烟散去而新式革命道路开辟之时。上海以其独特的地位和包容性展示了它的活力，思潮、报刊在这里翻涌，这里不仅集萃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和文人，更有众多出版商。于是，上海成为“出版王国”，无数革命知识分子或进步文化人从各地辗转到上海寻找栖身之地或精神寄托，造成中国出版史上的“花样年华”，“亚东”当然不会失去这一机会。“从戊戌到辛亥，从五四到五卅，从‘国民革命’到共产革命，从共产党到‘托派’”，这是汪孟邹的足迹，也是他的思想痕迹，显然，这也是“亚东”的“灵魂”陈独秀的人生轨迹。

那时，不独“亚东”，还有“神州国光社”（其以国民党反蒋派的陈铭枢等为背景），郭沫若为它翻译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王礼锡为之主编《读书杂志》并掀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还有李达、邓初民等的“大江书铺”以及“亚东”同侪——上海出版公司、上海杂志公司、万叶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这些书店除同人所创之外，还有一些“书店的背后大多是受蒋介石排斥的军阀官僚，他们无事可为，就略斥宦囊，交托人来搞‘文化事业’以为日后再起的资本”，操盘手或称“受托之人”，亦“多为旧文人，他们又到上海出版界来找内行编辑或撰稿，而这些内行，多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科学’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滩就这样演出了军阀官僚出资让革命者出书的舞台剧”。

其间“亚东”的滋味可谓五味俱全。“亚东”出版的陈独秀、瞿秋白等的书籍皆在被查禁之列，此外，以陈独秀领衔的一批中共“反对派”被开除乃至又被国民党逮捕之后，“亚东”又出版了牢狱中的彭述之、郑超麟、王凡西等人的著译，王凡西对此曾回忆：那时，他们这些人“都受过较好的教育，（且）大多从莫斯科回来，著译相当勤奋，这固然有革命事业的需要，也是生活所逼”。而“亚东”甘冒风险，接受了许多“受难朋友”的书稿，他们“时常要来借一点钱，可是到后来，会拿一本稿子来还账，所以收稿，有时不免要带一点感情的作用”。

“亚东”的消失

1913年成立的“亚东”“活”了整整40年。

1952年12月22日，上海“军管会”到“亚东”讯问，责令负责人检查。未几，1953年2月13日，“亚东”宣告封门歇业，原因不外是“出版‘托派’书籍”等被上海“军管会”勒令停业。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亚东”的店员多有成为“右派”和“现反”（“现行反革命”）者，汪原放后来也说：“大叔（即汪孟邹，当时已在上海谢世）后来思想赶不上时代了，竟出过一批思想很不正确的书籍，落得前功尽弃，实在令人惋惜。”（这段话是他1965年写的）再后来上海书店出版的《回忆亚东图书馆》“编者”也认为：“亚东”在后期“大量出版‘托派’书籍，造成恶劣影响”。

“亚东”消失，从此难得被人提起，成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化石”。在今天，研究现代出版史抑或一部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或思潮史，不得不考察和了解“亚东”，可惜史料匮乏。

当年“亚东”的另一“灵魂”胡适曾提倡大家写自传，搞“口述史学”，他还为汪孟邹拟定了一个自传提纲《五十自忆》，细分为：“儿时回忆”“家庭”“教育”“早年师友”“科学图书社”“亚东图书馆”“一些怪物的朋友”“回忆与希望”，等等，可惜汪孟邹终未能动笔。至于汪原放，他晚年先后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文献资料编辑所担任编辑，遂得以给“亚东”留下一些文字记录，是为先后两册的《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版）《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但这只是其原稿的十分之一稍强（原稿有100余万字）。此后，又有一本《亚东图书馆历史追踪》（程庸祺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