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袁毓林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王恩旭，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节选自《怎样形成具有开拓性的博士论文选题》（中国大学教育，2017年第5期）。

一、怎样形成开拓性的选题

要形成开拓性的选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是了解前人；一个是了解自己。

1.如何了解前人？

先来说了解前人。了解前人就是通过广泛地文献阅读了解前人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了解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与缺憾，寻找新的增长点。

了解前人，有以下几种方法：

（1）盯住主流文献。每个领域都有一些属于该领域的主流期刊（核心期刊）、经典著作，这些期刊、著作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阅读这些期刊、著作，可以让初学者对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瞄准主流并不是排斥非主流文献，也不是不读非主流的文献，而是要合理地安排文献阅读的时间和精力。对主流文献的投入适当地多一些，对非主流文献的投入适当地少一些。

（2）盯住主流学者。主流学者是指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代表着当前国内外研究水平的学者。研读主流学者的论著，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除了前沿的术语、概念外，还有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思路、论证问题的方法，等等。另外，在研读主流学者的论著时，除了关注它的正文外，还要关注它正文以外的部分。因为，正文外的部分也能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参考文献部分，就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留心观察主流学者的参考文献，不难发现，他们所列举的往往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献。通过这些文献“按图索骥”，以文献检索文献的方式，找到相关的文献，一篇篇地读过去。文献读完了，对主流研究的情况也就了解得差不多了。

（3）盯住前沿动态。了解前沿动态的途径有很多，比如阅读主流文献、主流学者的论著、参加学术会议、聆听学术报告等。但通过这些途径，得到的信息还比较零散；相对而言，《XXX年鉴》则可以帮助读者系统地了解某一领域一年以来重大进展的情况。以《语言学年鉴》为例，该年鉴始创于2015年，目前已出版三卷。通过该年鉴，可以对语言学各领域（语言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里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演变、类型学等）近年来的重要进展情况有一个快速的、系统的认识。

2.如何了解自己？

接下来，说一下了解自己。如果说了解前人是为了形成开拓性的选题，那么，了解自己则是“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通过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才情与天分，判断自己是否具备了从事某种或某个开拓性选题研究的条件和能力。但要真正做到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才情与天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国思想家刘邵说过：“性情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人物志•九征》）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就没办法认识自己了呢？也不尽然。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经验。借鉴这些经验，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你自己”。

（1）从性格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从性格的角度将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明者，性格外向、爽朗；一类是沉潜者，性格内向、沉稳。性格不同，理解问题的方式不同，适合研究的领域也不同。“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文史通义•博约下》）；“高明者多独断之论，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换句话说，高明者善于从要点入手而迅速求索，适合从事独自裁断的一家之学；沉静者喜欢遵循程序而逐渐通晓，适合从事考据求索方面的研究。

（2）从资质看，钱穆说过：“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记得汤用彤也说过：二流资质选一流的题目，只能做出三流的结果；二流的资质选三流的题目，倒有可能做出一流结果。如果觉得自己天资聪明，那么就做一流的题目；如果自认为天资不高，那么最好做二流或三流的题目。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切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有多大的本钱就做多大的买卖，切忌小本钱做大买卖。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开拓性的选题不见得都是好题目。有些“笨”题目也可以做出好结果，也可以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笨题目也具有开拓性。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以语言学界的为例：有些选题比较宏大，非一般人所能胜任，如王力的《汉语语法史》（1989）、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1959）、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2003）等。有些选题具体切实，不容易上升为理论，如丁声树的《释否定词‘弗’‘不’》（1933），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香坂顺一的《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1992）等。有些选题看起来还很“笨”，需要花大功夫才能出好成果。但这些题目经过以上学者的打磨后，都“脱胎换骨”摇身一变变成了精品，甚至变成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汉语语法史》是汉语语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中国语历史文法》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释否定词‘弗’‘不’》“不但本身的结论重要，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开拓性”（朱德熙1989）。

二、我的研究经历与教训有什么

1.硕士论文

我1984年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当时，语法学界正在讨论汉语语法的特点：

（1）李讷和汤普森（Charles Li&Thompson 1976）基于类型学的视角指出：汉语属于话题突出型语言、英语属于主语突出型语言。

（2）申小龙（1986）通过研究《左传》主题句发现，西方语言的句子是焦点透视型的，动词是句子的核心，抓住的了动词也就抓住了句子的灵魂；汉语句子是散点透视型的，句子不由动词组织的，而是“由简单明晰的时序和逻辑事理脉络贯穿的”。

（3）范继淹（1983）发现，汉语句子的谓词前可以有多个NP，但不是每一个NP都和谓词直接相关。比如“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谓词前有三个NP（“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但只有“我”和谓词直接相关（充当施事），其他的都和谓词没有直接的关系（充当系事）。

这样看来，汉语句子的组织方式，似乎脱离了谓语动词的句法语义控制。于是，我有了问题：这种句子是怎样组织起来形成句法上合格、语义上可以理解的句子的？我决心研究和搞清楚汉语这种句子的结构方式和语义解释机制。为了便于研究，先简化一下问题：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

→a.这件事情我有意见。

→b.对这件事情我有意见。

→c.我对这件事情有意见。

经过一系列的句法操作后，原来不明显的关系逐渐凸显了出来。“对这件事情”和谓语动词之间有状语和中心语的关系，“意见”和“这件事情”之间有语义依存关系。这样看来，“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的问题至少包含了两个问题点：（1）状语跟谓语有格支配关系；（2）“意见”类名词有配价要求。

有了这样的发现后，1985年，我跟导师倪宝元、王维贤先生汇报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并当众夸口：要形成具有开拓性的硕士论文选题——《汉语句子中谓语跟状语的格支配关系研究》。征得了导师的同意后，我开始动手考察跟谓语有格支配关系的句子。后来，受时间的限制，逐渐缩小了考察的范围，把重点放在了准双向动词上（如“来往、相识、交手、对立、服务、求援”等）。试比较：

（1）我经常和他来往→*我来往

（2）我去年和他相识→*我相识

（3）我明天和他交手→*我交手

（4）我一直和他对立→*我对立

（5）我们为人民服务→*我们服务

（6）我们向工人求援→*我们求援

（7）我们求助于老师→*我们求助

（8）我们受业于章门→*我们受业

这些动词都有一个共同点：“要求两个名词性成分与它发生强制性的句法联系，并且当这两个名词性成分与之同现时，其中有一个名词性成分必须用介词来引导。”随后，系统地考察了500多个准双向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硕士论文《现代汉语准双向动词研究》。毕业后，该文删节发表在《语言研究》1988年第1期。

2.博士论文

1987—1990年，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继续沿着硕士的选题方向前进。此时的目标是：解决汉语名词的配价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先做了现代汉语二价名词的研究，比如“意见、感情”类。然后又做了现代汉语一价名词的研究，比如“尾巴（部件名词）、父亲（亲属名词）、面积（属性名词）”类。由于缺少后续的课题，无法达到博士论文的规模，只好暂时搁下。和导师朱德熙、陆俭明先生商量过后，决定另起炉灶。基于先前对“坐着！”“听着！”类祈使句的调查与分析，我决定把这套方法推广开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是对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冒进，也许会山穷水尽。

3.博士毕业后

博士毕业后，我将以前的想法陆续整理成文。

（1）先发表了《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和《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中国语文》1994年第4期）。

（2）继续推进，发表了《谓词隐含及其句法后果》（《中国语文》1995年第4期）和《话题化及相关的语法过程》（《中国语文》1996年第4期）。

（3）将前期的研究成果系统化，形成了《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汉语句子的焦点结构和语义解释》（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当代语言学》2014年第1期）等。

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学仍需努力。